物有自然，非为之所能也。

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无疑，王阳明对胜心的关切，正是缘于对今学术之不明现状的体验与思考。

那么，如何回到本体之心呢？ 三、致良知：根治心态之方 如上所言，心态问题萌生于意，而意乃心之所发，所以意之非即心态问题也由心发出，此心乃私利私欲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社会中不乏王阳明所批评的阿谀、卑躬、愚昧、狂傲、无耻、邪恶的心态。王阳明说：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1](P7)既然杂于人伪之心是不得其正者，那么有是非的意便可能成为人心，即成为不健康心态。[1](P272)由是，不能容忍他人之善，心胸狭窄，见善便妒忌，见不善而轻侮，使自己陷于不仁不义之境，此即妒忌之心。

因而，良知精明而众欲消化，其心态必廓然大公。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是谓集义者也。最终,我们应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共存关系,这可以视为是仁民而爱物。

反之,中国则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背后的价值基础中就包括儒家的仁爱观念。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陈来认为,万物一体和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内容,也是明代中晚期阳明学的重要主题。不过,这种爱的优先性选择,可能产生的弊端是会忽视对别人的关怀,这很大程度是由自私导致的,即没有将发端于亲情的爱惠及更大的群体。

在现实的场景中,在亲人和陌生人都需要救助的选择中,如果放弃救自己的亲人而去救别人,则不合道理。在孟子看来,对于兄弟之子的爱和对于邻居家的小孩子的爱必然会有差异。

仁是由个体,扩大到家庭,并最终扩展到所有人。二程和朱熹都强调,张载的《西铭》对于他们体悟天理所包含的仁爱具有重要意义。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如此,若要建设国家,就要造就新民,其手段就是要培育公德。

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不过当天理所体现的普遍性被强调的时候,再度辨析仁爱和兼爱的不同也成为宋儒教育学生的重要话题。从天的包容性上,他强调爱的普遍性;从四时阴阳的变化中,他肯定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爱,会基于血缘关系的远近而有所不同。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这些争议体现了儒家价值理想的内在张力,进一步说,就是如何理解儒家立足于血缘的伦理秩序和由此基础所能达到的价值极限。朱熹也接受这样的解释方式,他在与学生讨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时候,提出了同体,即根源上的一致性性。

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

理一分殊,不同的事物所受并不相同。其中,韩非子指出儒家的家国一体存在逻辑悖谬。四、万物一体与良知的公共性视野 与二程、朱熹侧重于从理一分殊来讨论普遍之爱与差等之爱的路径不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则强调心同理同。若爱只及于亲人,便未能将超越血缘关系的人类性激发出来。血缘亲情和普遍之爱之间的张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仁和礼之间的张力。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由此,不忍与自爱这两端,乃保持在一种动态性的两极互通的张力关系中。君王应该体现的是王者无外式的普遍的爱,这是对王者之德的内在要求。

这个是说那无所不爱了,方能得同体。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自然本来的存在方式,人类的秩序原理和自然秩序原理之间存在着价值和实现方式上的一致性。

上述以孟子的一本到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为线索,勾勒出儒家如何面对亲亲之爱与普遍之爱的矛盾。不同于孟子主要应对墨家的挑战,程朱还需说明儒家之爱与佛道所倡导的爱之间的关系。

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会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佛教出家修行的方式,实质上造成对儒家所肯定的世俗伦理责任的否定。孟子的一本说强调亲情又不限于亲情,亲亲是先亲己亲,仁民是爱施及众民,爱物则进一步扩展到世间万物。这种借助天之生物来说明世间万物一致性的背后,是儒家强调爱有普遍性。

在解释程子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时,朱熹说天地之心,并无偏私,所以它能化成万物,而圣人并非有意识地要去爱和恨,只是顺其事物的本性而已,发用在世间万物上,就是普万物,而泛爱众。例如,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忠臣和保全生命的孝子之间不可兼得,这反映家国之间存在的利益的不一致性。

朱熹说: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在《大学问》中,明明德可以视为修己,而亲民则可以理解为安百姓。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孔子将这样的理想社会命名为大同。

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就是将天道贯彻到社会治理秩序中,而天道的本质是仁。然而,这个说法也受到很多质疑,焦点在于民胞物与是否会流于墨家的兼爱。对于天之生物,朱子注释道: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儒家的亲亲之爱体现了一种差异互通的精神。

在这里,朱熹更为具体地说明,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父母所生,每个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因此各自父母的爱与父子之爱是一致的,是一本,自亲始和推己及人是人类的爱之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所体现的道德义务上的差别,但爱不会止于亲情,否则就不能对应天之生物。针对夷子试图弥合儒家的自亲始和兼爱的做法,孟子的反击集中于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进行辨析,从而凸显爱的激发点和爱的扩展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纲常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原则,因血缘之远近而制定的礼仪节文则是纲常在生活中的展开。历史地看,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文化之间的融合可能起源于冲突,正是在冲突中人类学会和平相处。

三、一体之仁:宋代道学对于仁爱的新解释 秦汉之后,国家体制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政治组织形态的转变也会导致思想意识的变化。在人类面对全球性的挑战的今天,从仁爱观念的差异与普遍的统一中,去把握人与人、个人与国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推动新型的共同体建设提供源自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支撑。